理學的先驅：范仲淹和“宋初三師長教師”
作者：余東海
來源：作者授權 儒家網 發布
時間：孔子二五六八年歲次丁酉閏六月初八日戊午
耶穌2017年7月30日
東海附言1對1教學：儒學中，理學遭到的誤會、反對、打擊特別重而久。幾乎在理學產生之初，就已經產生了對理學的種種誤解、亂批和排擠，并很快構成政治性的反理學運動。為之辯護廓清，刮垢磨光，儒生有責焉。
應黃明雨師長教師邀，自2017-6-19至7-7日，為辛莊示范師資班講《宋儒與理學》。明公黃中而通理，諸生尊師更重道，共沐宋風儒雨，探討圣言天理，經史相參，教學相長，切商討磋，何樂如之。
講座分為十個部門：一，理學的先驅：范仲淹和“宋初三師長教師”；二、北宋理學五子；三、朱熹生平、思惟簡介并為朱熹洗冤；四、理學思惟概要；五、熙寧變法與荊公新學；六、宋代學術之爭；七、元祐黨案和慶元黨案；八、佛道在宋代的影響和理學對佛道的批評；九、反理學運動；十、三教論。
今根據講義收拾出《理學的先驅：范仲淹和“宋初三師長教師”》的文字稿，儒友們先睹為快。其余內容待據講義和錄音陸續收拾。
余東海
2017-7-10
理學是宋朝儒學的焦點和代表。講宋儒和理學，要從胡瑗、孫復、石介三位師長教師講起。《宋元學案》頭兩篇《安寧學案》和《泰山學案》，就是講胡瑗、孫復和他們的學派的。學案即記述學派內容、師弟傳授、學說發展的書。
要講胡瑗、孫復，又不克不及不先講范仲淹。胡瑗、孫復兩位都是由范仲淹推薦，才得以執政為政并開展講學事業，可以說是他們的領路人。
范仲淹于理學五子之一張載有引導之功。《宋元學案·序錄》說：“晦翁推原學術，安寧、泰山而外，高平范魏公其一也。高平平生粹然無疵，而導橫渠以人圣人之室，尤為有功。”高平是范仲淹誕生地，橫渠是張載誕生地。
范仲淹特別善于舉賢任能，除了胡瑗、孫復、張載等人，一代名將狄青、一代名相富弼都獲得過他的賞識、鼓勵或選拔。朱熹的《三朝名臣言行錄》卷瑜伽教室十一說：“文正公門下多延賢士，如胡瑗、孫復、石介、李覯之徒，與公從游，晝夜肄業……”胡瑗、孫復、石介、李覯（gòu）等等都是范仲淹門下賢士。
狄青為下級軍官時，范仲淹對他很重視，授之以《左氏年齡》說：“將不知古今，匹夫勇爾。”狄青從此折節私密空間讀書，后以文官任樞密使，成為一代名將。富弼少年時好學，范仲淹見而奇之說：“王佐之才也”，并把他的文章給王曾、晏殊看，晏殊就把女兒嫁給了富弼。宋仁宗恢復制科后，范仲淹推舉富弼為茂材異等，富弼從此進進官場，最終成為一代名相。
范仲淹本身就是北宋後期儒家群體最有代表性的、也是眾看所歸的人物。南宋羅年夜經說：“國朝人物，當以范文正為第一，富韓皆不及。”《宋史·范仲淹傳》說：“仲淹泛通六經，長于《易》。學者多從質問，為執經講解，亡所倦。……每感謝論全國事，奮不顧身。一時士年夜夫矯厲尚風節，自仲淹倡之。”
范仲淹二歲喪父，少年苦讀。《宋明臣言行錄》記載：“范仲淹二歲而孤，母貧無依，再適長山朱氏。既長，知其世家，感泣辭母，往之南都進學舍。晝夜苦學，五年未嘗解衣就寢。或夜昏怠，輒以水沃面。往往馕粥不充，日昃始食，遂年夜通六經之旨，慨然有志于全國。常自誦曰：當後天下之憂而憂，后全國之樂而樂。”
年夜通六經之旨，可見其經學修養很高。“後天下之憂而憂，后全國之樂而樂”這句話，后來寫進了范的名作《岳陽樓記》，成為千古傳誦的名言。
朱熹說：“且如一個范文正公，自做秀才時便以全國為己任，無一事不睬會過。一旦仁宗年夜用之，便做出許多事業。”（《朱子語類》）
宋真宗年夜中祥符八年（1015年），范仲淹苦讀落第，授廣德軍經理參軍。后歷任興化縣令、秘閣校理、陳州通判、蘇州知州等職，因秉公婉言而屢遭貶斥。宋仁宗寶元元年至慶歷三年（1038年—1043年）間，范仲淹以龍圖閣直學士成分經略西線邊防，夏人不敢犯。東南邊陲平易近謠說：“軍中有一范，西賊聞之驚破膽。”羌人稱范仲淹為“龍圖老子”；夏人稱其為“小范老子”，說“小范老子胸有十萬甲兵！”（《范文正公年譜》）
宋仁宗慶歷三年（1043年），范仲淹出任參知政事，上奏折《答手詔條陳十事》，說出一個定理：“歷代之政，久皆有弊，弊而不救，禍亂必生。”提出“明黜徙、抑撓幸、精貢舉、擇官長、均公田、厚農桑、修武備、減徭役、共享空間重號令”等十項改造請求，史稱慶歷新政。十項請求大要如下：
一是改變文官三年一遷、文官五年一遷的軌制。打破年資制，重視才幹和功績，鼓勵破格升遷；二是糾正貴族後輩不經考試，即可直接當官的“門蔭”軌制；三是改變以詩和背誦經文取士的科舉考試內容，改為考策論，考核考生的政治經濟軍事才能；四是嚴格選拔處所官，罷免大哥、多病、貪污、不才的官員；五是按干部級別給予幾多不等的“職田”，以養其廉；六是每年秋收后督導州縣開河渠、修堤壩，搞農田水利建設；七是招募平易近兵，三季務農，冬天訓練，有事兵戈；八是裁并州縣，減少當局設置，減少干部數量，減輕農平易近負擔；九是朝廷有年夜赦、減免稅費等恩情，要催促檢查，落到實處；十是朝廷要重視法則，戰勝朝令夕改、前后牴觸、令而不可的頑癥。
新政以整飭吏治為重要，以砥礪士風、改造科私密空間舉、興辦學校、認小樹屋明經旨、培養人才為根源，兼及軍事、經濟等領域。宋朝在京師樹立太學，在各州縣廣泛樹立學校，并且改造了科舉考試的內教學容和評判的標準，都自慶歷新政始。胡瑗教學之法獲得確定和推廣，也是慶歷新政的產物。“慶歷中，皇帝詔下蘇、湖取其法，著為令。”（《安寧學案》）。
慶歷新政奉行了一年多就夭折了。“按察使多所舉劾，人心不自安；任子恩薄，磨勘法密，僥幸者未便。”乃至“謗毀浸盛，而朋黨之論，滋不成解。”（《范仲淹年譜》）。此中最關鍵的是，改造“門蔭”軌制，觸動了大批權貴的好處。
漢唐高官也有世襲，只能子孫世襲。北宋擴年夜世襲范圍，中高級干部的子孫、親戚、隨從甚至門人，都可以不經考試而為官。每逢嚴重慶典、祭奠，天子會大批同意干部後代或親屬門人當官。范仲淹在《答手詔條陳十事》中說：一個翰林學士職務以上的官員，任職過了20年，兄門生孫出任京官就可達20人之多，濫竽充數，莫此為甚。北宋時期，每年靠“門蔭”當官的人數遠遠超過了通過科舉考試當官的人數。宋仁宗時，世襲當官現象愈演愈烈。
《答手詔陳十事》第二條就是糾正“門蔭”軌制，其后他又掌管草擬《任子詔》等主要文件下發，限制干部後輩世襲當官。于是，一些已退未退的高官帶頭，用各種來由向仁宗施加壓力，懇求恢復舊制。一批年夜權要、處所官和年夜太監黑暗通同，通過各種手腕對范仲淹新政團隊進行打擊，包含經濟問題、栽贓誣陷和誣告范仲淹等人結黨。
黨論興而危害起。范仲淹與富弼等“恐懼不敢自安于朝，皆請出按東南。”“比往，攻者益急，仲淹亦自請罷政事。”“其在中書所施為，亦稍稍沮罷。”（《范仲淹傳》）。
范仲淹被貶出京，歷知邠州、鄧州、杭州、青州。宋仁宗皇祐四年（1052年）改知潁州，于途中病逝，年六十四。謚號“文正”，世稱范文正公。
有名的范氏義莊就是范仲淹親手創建的。《宋史·范仲淹傳》記載：范仲淹“好施予，置義莊里中，以贍族人。”他在蘇州創立義莊，以俸祿購置義田作為宗族公產，用以周濟族人，“所得租米，自遠祖而下，諸房宗族，計其口數，供給衣食及婚嫁喪葬之舞蹈場地用。”并設義學，供族人後輩進學。
范氏義莊將孝悌、仁義、忠信、尊老優老等儒家價值觀貫穿于慈悲之中，使慈悲事業極富教化效能和社會影響。義莊設立后，仿行者廣泛江南。清道光二十一年蘇州《濟陽丁氏義莊碑記》說：“蘇郡自宋范文正公樹立義莊，六七百年世家巨族踵其法而行者指不勝屈。”義莊歷宋、元、明、清至中華平易近國八百余年綿延不絕，成為中國慈悲史上存續時間最長的平易近間慈悲組織。
范仲淹深摯的儒家思惟和強烈的品德精力，為理學的興起培養了相應的文明氛圍和品德泥土。朱熹在《伊洛淵源錄》中定周敦頤為道學開山開山祖師，同時進一個步驟追尋其先河：
“本朝道學之盛……亦有其漸，自范文正以來已有好議論，如交流山東有孫明復，徂徠有石守道，湖州有胡安寧，到后來遂有周子、程子、張子出。故程子生平不敢忘此數公，依舊尊他。”（《朱子語類》）
朱熹說宋代儒學即理學的興起“亦有其漸”，漸即端緒。代表這個端緒的是范仲淹、孫明復、石守道、胡安寧。后三人被稱為“宋初三師長教師”，又稱“理學三學生”。《宋元學案》這樣介紹胡瑗、孫復兩位：
“宋世學術之盛，安寧、泰山為之先河，程朱二師長教師皆以為然。安寧沈潛，泰山高超，安寧篤實，泰山剛健，各得其性稟之所近。要其力肩斯道之傳，則一也。安寧似較泰山為更醇。小程子進太學，安寧方居師席，一見異之。講堂之所得，不已盛哉。”
胡瑗很有經學修養，以“圣賢自期許”，強調“明體達用之學”。其講學分經義、治事二齋，治事包含講武、水利、算術、歷法等，重在經世致用。胡瑗在蘇州、湖州一帶任教實行的教學方式史稱“蘇湖教法”，宋仁宗慶舞蹈教室歷中，朝廷興太學，“詔下蘇湖取其法，著為令于太學”。
胡瑗“白衣而為全國師”，畢生從事教導，先后在泰州、蘇州、湖州和京師太學執教三十年擺佈，歷任太子中舍、光祿寺丞、天章閣侍講等。因世居陜西路安寧堡，世稱安寧師長教師。《江蘇省志稿》和《江蘇鄉土志》都說：“胡瑗，理學先驅，為二程所宗，朱熹總其成。”
錢穆說，胡瑗的明體達用之學“正宋儒所以自立其學，以異于進士場屋之聲律，與夫山林釋老之獨善其身罷了者也。”“蓋自唐以來之所謂學者，非進士場屋之業，則釋道山林之趣，至是而始有興趣于為生平易近建政教之年夜本，而先樹其體于我躬，必學術明而后人才出，題意深長，非偶爾也。”（《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》）
可見“明體達用之學”所針對的“進士場屋之業”與“釋道山林之趣”。而這兩者也是理學家認為的學之年夜弊。程頤說：“今之學者有三弊：一溺于文章，二牽于訓詁，三惑于異端。茍無此三者，則將何歸？必趨于道矣。”（《程氏遺書》）“三弊”中，“溺于文章”和“牽于訓詁”屬于“進士場屋之業”，“惑于異端”共享空間是惑于“釋道山林之趣”。假如沒有這“三弊”，則“必趨于道矣”，可見向道學發展，是“明體達用之學”邏輯的必定。
胡瑗桃李滿全國。王安石變法時，胡瑗門生執政中“十常居四五”，宋神宗曾有“胡瑗與王安石孰優”之問。《安寧學案》記載：
“是時舞蹈教室禮部所得士，師長教師門生，十常居四五，隨才高低而修飾之。人遇之雖不識，皆知為師長教師門生也。在湖學時，福堂劉彝往從之，稱為高瑜伽場地弟。后熙寧二年，神宗問曰：“胡瑗與王安石孰優？”對曰：“臣師胡瑗以品德仁義教東南諸生，時王安石瑜伽教室方在場屋中，修進士業。臣聞圣人之道有體、有效、有文。君臣個人空間父子、仁義禮樂，歷世不成變者，其體也；詩書史傳子集，垂法后世者，其文也；舉而措之全國，能潤澤斯平易近，歸于皇極者，其用也。國家累朝取士，不以體用為本，而尚聲律浮華之詞，是以風俗偷薄。臣師當寶元、明道之間，尤病其掉，遂以明體達用之學授諸生，夙夜勤瘁，二十余年專切學校，始于蘇湖，終于太學。出其門者，無慮數千余人。1對1教學故今學者明夫圣人體用，以為政教之本，皆臣師之功，非安石比也。”
胡瑗的高弟劉彝婉言，胡瑗傳授學者之功非王安石可比，并把胡瑗的“明體達用之學”表達得非常明白。“明體達用之學”也是范仲淹慶歷新政的指導思惟，給了二程洛學以正面影響。在“宋初三師長教師”中，程頤最尊重胡瑗。《宋元學案·安寧學案》記載：
師長教師在太學，嘗以《顏子所好何學論》試聚會場地諸生。師長教師得伊川作，年夜奇之，即請相見，處以學職，知契個人空間獨深。伊川之敬禮師長教師亦至。于濂溪，雖嘗從學，往往字之曰茂叔；于師長教師，非“安寧師長教師”不稱也。又嘗語人曰：“凡從安寧師長教師學者，其醇厚和易之氣，一看可知。”又嘗言“安寧師長教師之門人，往往知稽古愛平易近矣，于從政乎何有！”
孫復，字明復，號富春，年少家貧，父早亡，但力學不輟，飽讀六經，貫通義理交流。但四舉開封府進士，均于科場掉利，未能任官。32歲后退居泰山，專心于講學授徒近20年，人稱“泰山師長教師”。其門下賢良之士甚多，如石介、文彥博、范純仁等皆一時精英。慶歷二年（1042年）范仲淹執政實行新政，與富弼等推薦孫復，詔命“以處士孫復為國子監直講”（《范仲淹年譜》）宋仁宗對之甚為禮敬。
范仲淹與孫復因緣際會頗有戲劇性。《范文正公集年譜》引魏泰《東軒筆錄》（又見《宋元學案·泰山學案》附錄）說：
“公在睢陽（按即南都，今河南聚會場地商丘）掌學，有孫秀才者索游上謁公，贈錢一千。來歲孫生復謁公，又贈一千，因問：“何為汲汲于途徑？”孫生戚然動色曰：“母老無以養，若日得百錢，則美味足矣。”公曰：“吾觀子辭氣非乞客，二年仆仆所得幾何，而廢學多矣。吾今補子為學職，月可得三千以供養，子能安于學乎？”孫生年夜喜。于是，授以《年齡》，而孫生薦學不舍晝夜，行復修謹，公甚愛之。來歲公往睢陽，孫亦辭歸。后十年間，教學泰山下有孫明復師長教師，以《年齡》傳授學者，品德高邁，朝廷召至，乃舊日索游孫秀才也。”
四舉進士不第、窮困潦倒的孫復，窮游在外，在睢陽兩次上謁范仲淹，遭到范仲淹的幫助，并補以學職，授以《年齡》，激勵他“安于學”。孫復不負所看，在泰山苦學十年，成為有名的“三師長教師”之一。胡瑗的經學修養夠高了，《宋史》謂胡瑗治經不如孫復，可見孫復的經學工夫之厲害。
與胡瑗、孫復并稱“宋初三師長教師”的，還有一個是石介石守道。曾創建泰山書院、徂徠書院，是泰山學派創始人，世稱徂徠師長教師。宋仁宗天圣八年進士，任國子監直講，“從之者甚眾，太學之盛，自師長教師始。”
慶歷三年（1043年）宋仁宗升引范仲淹、富弼、歐陽修、杜衍等人任高官要職，實施“慶歷新政”。石介對此欣喜振奮，說：“此盛事也，歌頌吾職，其可已乎!”賦《慶歷圣德頌》，贊改革派，貶守舊派，指責反對改革的夏竦等人為巨猾，遂使夏竦等人銜恨在心，自此成為逝世敵。頌剛脫稿，孫復就警示石介說：“子禍始于此矣！”
慶歷四年，夏竦等人誣陷搞范仲淹團隊搞“朋黨”，同時從石介開刀。他命家中女奴臨摹石介筆跡，偽造了一封石介給富弼的信，內容是改革派計劃廢黜仁宗另立新君。范仲淹等人請求外放，變法遂告掉敗，改革派相繼罷職，石介也在“朋黨”之列，外放到濮州任通判，未就任所，旋即于慶歷五年七月病卒于家，終年四十一歲。
石介逝世后，夏竦等人并未甘休。當時，徐州孔直溫謀反，敗露后被抄家，石介過往與孔直溫的來往書信被檢查出來。夏竦借此高文文章，向家教仁宗說石介其實沒有逝世，被富弼派往契丹借兵往了，富弼做內應。宋仁宗便派官員往發棺驗尸。知兗州杜衍、提點京東刑獄呂居簡具保，幸免發棺。
歐陽修對此義憤填膺，在慶歷六年寫下了一首三百五十字的五言長詩《重讀徂徠集》，詩中寫道：“我欲哭石子，夜開徂徠編。開編未及讀，涕泗已漣漣。已埋猶不信，僅免斫其棺。 此事古未有，每思輒長嘆。 我欲犯眾怒，為子記此冤,下紓冥冥忿，仰叫昭昭天。 書于蒼翠石，立彼崔嵬巔。”
石介在國子監以《易》、《年齡》傳授諸生，“重義理，不由注疏之說。”廣論“理”、“氣”、“道統”、“文道”等，反對佛道，開宋明理學之先聲。理學家群體對石介的評價頗高，“二程”就非常愛崇石介，朱熹稱贊石介是超過韓愈而僅次于“關洛諸公”的“第一等人”。講座場地是一個“剛介”、“不動心”的人等。
對于“宋初三師長教師”，黃宗羲說：“宋興八十年，安寧胡師長教師、泰山孫師長教師、徂徠石師長教師始以師道明正學，繼而濂、洛興矣。故理學雖至伊洛而精，實自三師長教師而始，故晦庵（朱熹）有‘伊川（二程）不敢忘三師長教師’之語。”可以說，三師長教師是理學的先驅。
對于佛老，范仲淹和“三師長教師”都持排擠態度，然輕重和角度分歧。范仲淹在有名的《上執政書》中極論國家年夜事，書中提出了六項十八字為政方針：“固國本，厚平易近力，重名器，備蠻夷，杜奸雄，明國聽”，此中將釋教過度發展導致的“緇黃蕩而不治”作為社會一患。緇黃即僧道，僧人穿緇衣，羽士戴黃冠，故稱。書中云：
“夫釋道之書，以真常為性，以潔凈為宗。神而明之，存乎其人。智者尚難于言，而況于平易近乎？正人弗論者，非今理全國之道也。其徒繁穢（眾多而行為丑惡），不成不約。今后全國童行，可于本貫陳牒，必詰其鄉黨，茍有罪戾，或怙恃在鮮人供養者，勿從其請，如已受度，而怙恃在別無子孫，勿許方游，則平易近之怙恃鮮轉逝世于溝壑矣，斯亦養煢獨助孝悌之風也。舞蹈場地其京師道觀，瑜伽教室多招四方之人，宜給本貫憑由，乃許收錄，斯亦辨奸細、復游散之要也。全國寺觀，每建殿塔，蠹平易近之共享空間費，動逾數萬，止可完舊，勿許創新，斯亦與平易近阜財之端也。”
釋教以真常為性，能勸人為善，范仲淹從教化國民、管理國家的角度考慮，有所認可。但百姓蒼生不易懂得，又不是管理全國之道，而落發之人不克不及贍養怙恃，與儒家之孝義相沖突，所以“正人弗論”。書中對寺院年夜興土木亦深為不滿，提出了建議之方：
“又土木之興，久為年夜蠹。或謂土木之廢出于內帑，無傷財害平易近之弊，故為之而弗戒也。某謂內帑之物出于生靈，太祖天子以來沉思遠慮，聚之積之，為軍國急難之備，非諂神佞佛之資也。國家祈天永命之道，豈在茲乎？……安可取平易近人膏血之利，輟軍國急難之備，奉有為之惑，冀無狀之福，豈不誤哉？一旦有作倉促之憂，須給賞之資，雖欲重困生靈，暴加率斂其可及乎？此耗國之年夜也，不成不戒。”共享會議室
范仲淹是基于國計平易近生，就事論事，盼望國家能對佛道進瑜伽場地行管制。孫復、石介等人則是從理義最基礎上否認佛道，頗為深惡痛絕。孫復在《儒辱》中寫道：
“禮曰四郊教學場地多壘，此卿年夜夫之辱也。地廣年夜荒而不治此，亦士之辱也。噫，卿年夜夫以四郊多壘為辱，士以地廣年夜荒而不治為辱，然則仁義不可、禮樂不作，儒者之辱歟。夫仁義禮樂，治世之本也，霸道之所由興，人倫之所由正，舍其本則何所為哉。噫，儒者之辱始于戰國，楊朱墨翟亂之于前，申不害韓非雜之于后，漢魏而下則又甚焉。
佛老之徒橫乎中國，彼以逝世生禍福虛無報應為事，千萬其端紿我生平易近，絶滅仁義以塞全國之耳；屏棄禮樂以涂全國之目，全國之人，愚眾賢寡，懼其逝世生禍福報應人之若彼也，莫不爭舉而競趨之。觀其相與為羣，紛紛擾擾，周乎全國，于是其教與儒齊驅并駕，峙而為三。吁，可怪也。
且良人臣父子夫婦，人倫之年夜端也，彼則往君臣之禮，絶父子之戚，滅夫婦之義，以之為國則亂矣，以之使人賊作矣。儒者不以仁義禮樂為心則巳，若以為心，則得不鳴鼓而攻之乎。凡今之人與人爭詈，小有所不勝，則尚以為辱，矧彼以蠻夷諸子之法亂我圣人之教耶，其為辱也年夜哉。
噫，圣人不生，怪亂不服。故楊墨起而孟子辟之，申韓出而揚雄距之，佛老盛而韓文公排之。微三子，則全國之人胥而為蠻夷矣。惜夫三子道有余而志不克就，力足往而用不克施，若使其志克就其用克施，則芟夷藴崇（蘊崇有積聚、邪惡二義）絶其最基礎矣。嗚呼，后之章甫其冠，縫掖其衣，不知其辱，而反從而尊之者，多矣。得不為罪人乎。由漢魏而下迨于茲千余歲，其源流既深，最基礎既固，不得其位，不剪其類，其將何如，其將何如。”
石介《怪說》說：
“堯、舜、禹、湯、文、武、周、孔之道，萬世常行，不成易之道也。佛老以妖妄怪誕之教壞亂之，楊億以淫巧浮偽之言破裂之。”
楊億，北宋文學家，以駢文名世。
釋教自漢朝傳進中國。五胡亂華的時候，遭到諸胡君主的推重。南北朝時釋教年夜興，梁武帝居然以帝王之尊而舍身事佛。儒道陵夷，當時罕有辟之者。至韓愈作文辟佛，明夷夏之防，倡孔孟之道，為宋儒辟佛先導。宋儒辟佛，自范仲淹和宋初三師長教師始。其后橫渠、二程、朱子、曾公亮、李覯 、歐陽修、蘇軾、朱熹、胡寅、胡宏、陳亮、葉適、張拭諸儒，皆痛批釋教，無力有理，釋教逐漸歸正，儒家螺旋年夜興。
2017-7-10
余東海于南寧
責任編輯：柳君